17歲的心靈答案古籍愛好者王梓屹曾出過一個“笑話”:6月的桂林,他在陽光下曬一本自己收藏的古籍,并發到古籍愛好者交流群里,被人指責“暴殄天物”,他才明白,古籍要防受潮,更忌暴曬,曬過后書頁會像樹葉一樣泛黃變脆。

戴啟飛的群年輕人書室“蕪狐齋”。受訪者供圖

　　王梓屹回憶,從古初二一堂美術課上,老師講到桂林山水時,引用了清代羅辰所著的《芙蓉池館詩草》卷上《桂林山水畫稿》。看到家鄉的籍中風景在100多年前以木刻版畫留存,他產生了極大的好奇心,暑期專門到桂林博物館查看《桂林山水畫稿》,由此開啟了探尋古籍之路。

　　和王梓屹一樣,尋找很多年輕的古籍愛好者早早就入了古籍的“坑”。有人喜歡觸摸留存著年歲印記的心靈答案紙張,于是收藏多種版本的古典原書;有人鉆進時空的隧道里,甘坐“冷板凳”,挖掘古人的智慧。網絡媒體和科學技術讓古籍閱讀變得方便,群年輕人同好間的交流也多元便捷起來。那些藏在古籍中的從古歲月,又流淌進千年后年輕人的夢鄉。

查紫賢在自制竹簡上寫下楚文字“樂也君子,籍中福禮將之”贈予朋友。受訪者供圖

　　歷史的尋找風吹了千百年

　　孫林是長沙岳麓書社的一名年輕編輯,工作兩年,參與過兩個古籍項目的編輯工作。她喜歡李商隱,心靈答案雖然比他“年輕”約1190歲,但喜歡背誦他的詩句,模仿他的風格寫詩。

　　“颯颯東風細雨來,群年輕人芙蓉塘外有輕雷。”有一天午休,從古孫林再次被同事的鼾聲吵醒時,想到了李商隱的這句詩。在她還是籍中湖南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時,老師就講過李商隱的這首無題詩。老師說,尋找這是一種“微弱的萌動”。此刻,在工位上,每當醒來,她就會覺得,“日子為什么又這么平淡地走了半天”。她后知后覺這便是“微弱的萌動”,“是外界平靜如冬日寂寥,一成不變,但你聽到了內心企圖生長的聲音,你知道你不甘寂寞,不肯流俗,終有一天會打破寂寥”。

　　偶爾,她會對李商隱的詩句產生類似的聯想解讀,“可能李商隱自己也不是那么想的”。后人的無數種解讀,勾勒出萬千種李義山的形象,晚唐的風吹了千百年。

　　今年22歲、本科畢業于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的孫路遙,接觸古籍已有15年。《論語》是她的“答案之書”,“生活中遇到想不通的事情時,幾乎只要隨意翻開幾頁,就會發現孔子已經在2000多年前給出了答案”。孫路遙找到了閱讀古籍的樂趣:“對于還很年輕的我們來說,閱讀古籍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看到無限的人與社會,看到與自己相匹配的生命價值并嘗試踐行。”

　　本科期間,已有扎實古代漢語基礎的孫路遙,開始嘗試學術和實踐探索。通過參加學術論壇、參加古籍出版社的實習、組織傳統文化讀書會等方式,她初步思考了即將步入研究生階段的方向:以中國經學史為核心,結合數字手段與海外視角,講好傳統文化的新故事。

　　始于作品陷于人品,他為“偶像”曹植發論文

　　今年27歲的戴啟飛從初中接觸《三國演義》開始,就一頭闖入了“建安風骨”的文人世界,尤其對曹植欽敬有加。為了深入了解這位被后世認為“多情任性”的公子,戴啟飛迫切想要閱讀曹植的詩文集。當時,縣里的新華書店沒有《曹植集》,店員輾轉幫他訂購到趙幼文的《曹植集校注》。他發現,曹植不但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才學,亦有“天性仁孝,發于自然”的性情,更有“戮力上國,流惠下民”的志向。

王梓屹抄書作品。受訪者供圖

　　那是他第一次細讀古籍原典,對曹植的熱愛“始于作品,陷于人品”。現在,他是武漢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古典文獻學專業在讀博士生。

　　高中時,戴啟飛就在網絡社區找到很多喜歡曹植的同好。有人提出,《曹植集》已有幾個權威注本,但還沒有面向大眾愛好者的白話譯本(當時中國臺灣地區已有相應的白話本,只是他們不知道——記者注)。于是,包括他在內的5名小伙伴作為骨干成員,與其他網友一道,決定在該社區此前的翻譯舊稿的基礎上,共同翻譯《曹植集》。

　　歷時數月,翻譯完成,成果被命名為《曹植集全譯》,只有翻譯而沒有注釋,全書一共13.8萬余字。雖然只作為網絡作品流傳,但《曹植集全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至今在社交平臺上,戴啟飛還能看到有人提及并推薦這部未出版的翻譯作品。

　　2024年,為了給曹植“正名”,戴啟飛甚至在某核心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曹植《七哀》有十六句版(《七哀》)、二十八句版(《怨詩行》)兩種文本,一般認為十六句版為曹植原作。近年有西方漢學家主張二十八句版才是曹植原作,十六句版則是后世文人改編凝練而成,從而產生了一種評價:曹植的五言詩大多是經過后世加工潤色,他在文學史的地位需要重新審視。

　　作為曹植的忠實粉絲,戴啟飛有些聽不得關于曹植的“壞話”。但要對這種觀點進行商榷,就要尋找新的證據,“關鍵證據就藏在作品中”。上大學后,進入系統的學習階段,戴啟飛開始研究曹植詩賦用韻,長期下來有了音韻學的積累。

　　通過考察梳理漢魏六朝詩賦用韻情況,他發現,二十八句版的增句“流止任東西”的韻腳“西”字,與前句“依”字押韻,但“西”直到東晉吳楚樂府民歌才開始與陰聲韻相押,而在漢魏時期以前多與陽聲韻相押,音近“鮮”。因此,二十八句版的改編時間應不早于東晉時期,顯然不是曹植所作。

　　文章發表后,戴啟飛激動地對朋友說:“文章不是我的功勞,而是我把曹植送到他該在的位置上!”這篇論文在第五屆文獻語言學青年大會上獲得二等獎。將愛好作為專業,用專業追求愛好,他表示,將繼續在整理古典文獻、解決文史問題的工作中貢獻力量。

　　挖掘古籍的“隱藏財富”

　　在古代,書頁紙張珍貴,許多文人借書來抄寫學習。明代文學家宋濂在《送東陽馬生序》中提到“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于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對今天的古籍愛好者而言,抄書是深入學習古籍的途徑,也是致敬古代文人的方式。王梓屹就是一名抄書者,他自幼練習書法,接觸古籍后,一有空閑就抄書,精力旺盛的時候,他能專注地抄一日。

　　熱愛古籍讓王梓屹覺得充實,“也讓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成為對社會有益的人”。作為今年的高考生,他早早就確定了大學志愿范圍:漢語言文學或歷史學的相關專業,傾向于古文字研究。他暢想未來的工作:做一名圖書管理員,或是與古籍相關的學者。

　　對考古學專業的學生來說,“訪古”是他們的日常。今年畢業于安徽大學歷史學院考古專業的查紫賢在日常出行時,不管去哪都會先去看看遺跡,找找當地的博物館。查紫賢喜歡出土文獻,他通過摹寫出土竹簡辨認和學習字形,感受古文字的書寫狀態。在他身邊,不少考古專業或古文字專業的同學,還自己制作竹簡:買來竹篾條,刷上膠礬水,晾干之后就可以用毛筆在上面抄寫古文字,或是寫上祝福語,在一些學術論壇或是其他同好交流場合中,作為禮物送給他人。

　　陜西師范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大三學生林儒煦自幼與古籍結緣。從記事以來,母親便帶著他到古書學習班學習,念誦《三字經》《千字文》等,上小學后開始背誦“四書”。進入大學開始系統學習和研讀,他嘗試與古人產生“共情”,設想古人在什么情況下寫出這些文字。“我并不把它們當作是應該被奉為圭臬的存在;我覺得應該有更現代的態度,不要盲從,而是去蕪存菁。”

　　作為一名文科生,他坦言,上高中后有不少次懷疑過自己對社會的價值,“當我學習本專業之后,我才發覺,大眾認識到的中國古代文化只是冰山一角,很多東西還有待發掘,而我們正是發掘這批‘隱藏財富’的人。對古人的認識越深刻,反思就會越多,對民族文化的認識會更深,也會更自信”。

　　在專業學習中,林儒煦和同學們必修一門“古籍的數字化整理”,學習OCR(光學字符識別)、自動校準圖像、識別重復段落等計算機功能的基本原理,以及用大模型寫代碼實現前述功能。他表示,文科生學習計算機有些困難,但數字工具可以減少重復勞動,提高整理古籍的效率,“我認為現在是前所未有的學習文獻學的黃金時代”。

　　當前,一個由高校和互聯網公司合作創建的古籍App“識典古籍”,已完成萬部古籍的數字化工程,所有資源免費向社會開放。孫路遙是北京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四部叢刊》精校項目審核團隊成員之一,參與了該App部分古籍上架審核工作。

　　在她看來,古籍數字化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紙本難獲得、文本查找慢的問題,極大縮短了閱讀者與研究者前期的“工具性工作”,讓他們得以將時間盡可能投入挖掘文本內涵、尋找結構性貫通的“思想性工作”。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戴納 記者 蔣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