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十同年會圖》 (局部 明·佚名)

　　《王文公集》其一 (北宋·王安石)

　　《劉禹錫集句》 （明·王鐸）

　　近日，職場發小“職場發小”成為社交平臺熱議話題，含懂相關詞條如“有沒有人懂初代同事的金量含金量”“同事之間沒有友誼，但初代同事除外”等接連登上微博熱搜。職場發小其實，含懂古人也有“職場發小”，金量通常是職場發小指“同年”，即同一年進入仕途。含懂這一關系早在漢代便已存在，金量當時被稱為“同歲”。職場發小至隋唐時期，含懂進入科舉時代后，金量出于古風的職場發小繼承和同年登第的機緣，“同年”關系變得尤為特殊緊密。含懂在歷經宦海沉浮后，金量“同年”之誼早已超越同僚，升華為一生休戚與共的“職場發小”。

　　劉禹錫柳宗元

　　“職場發小”天花板

　　若論史上最強“職場發小”，那非劉禹錫與柳宗元這對CP莫屬。唐貞元九年（793年），劉禹錫與柳宗元同榜進士及第。那年劉禹錫21歲，柳宗元20歲，跟現代人大學畢業時的年齡差不多。從史料文獻上來看，這一時期的劉禹錫與柳宗元應已訂交，但并無詩歌唱和。

　　到了貞元十三年至十五年間（797-799年），劉禹錫回洛陽守父喪，柳宗元有點想他的這位同事，于是給他寄了疊石硯。劉禹錫收到快遞后，感動得要命，作《謝柳子厚寄疊石硯》以答謝，詩中感慨“常時同硯席，寄硯感離群”。“同硯席”正是二人親密友情的寫照，元代書法家鄭子經亦在《歷代書法論文選》中記載：“皇甫閱傳柳宗元、劉禹錫、楊歸厚。”可見這兩個人下班以后，不僅坐在一起討論詩文，還一起去皇甫閱那兒上書法培訓班。

　　分開四五年后，這對職場發小又見面了。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調藍田尉，貞元十八年（802年）劉禹錫由淮南節度使掌書記調補京兆府渭南縣主簿，藍田縣與渭南縣同屬京兆府畿縣。這一時期，劉禹錫與柳宗元雖分屬不同畿縣，但上班的地理距離已比之前近了許多。他們倆一合計，又去施士丐那兒學《詩經》。

　　志趣相投，政見相同，劉禹錫與柳宗元共同參與了永貞革新。后永貞革新失敗，有“鍋”自然得一起背，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被貶期間，劉柳二人干脆當文友，寫詩唱和，探討文學。十年后，他們倆又同時被召回長安。只可惜被召回的喜悅在一個月后就落空了，他們再遭遠貶。劉禹錫被貶為播州刺史，而柳宗元被貶為柳州刺史。

　　柳宗元一聽：這不行啊！播州是極為偏遠窮苦的地方，劉禹錫自幼體弱，還帶著年過八旬的老母親，怎么能經得起如此跋涉！于是他立馬上疏：“陛下，臣愿以柳州換播州。雖得重罪，亦不恨。”裴度也覺得劉禹錫這種情況去播州有點過了，也向憲宗求情，最后以劉禹錫去連州而告終。

　　這對“難兄難弟”一起走到了衡陽，但終須一別。離別前，劉禹錫和柳宗元約定若是退休了，他們一定要當鄰居，一起做個快樂的田家翁。至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終于要被召回長安，但他卻在這一年的10月去世了。衡陽一別，竟再不復見，劉禹錫聽聞噩耗后，“如得狂病”。他想起年輕時，他曾跟柳宗元開玩笑：“子厚，以后等我死了，你可要給我寫墓志銘啊！”沒想到，他卻先收到了柳宗元給他的遺書：“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柳宗元還把孩子和自己的全部遺稿都托付給了他。

　　劉禹錫強忍悲痛，親自護送柳宗元的靈柩回歸故里，并三寫《祭柳員外文》。他對柳宗元的兒子柳周六視如己出，悉心教導。最終，在唐咸通四年（863年），柳周六進士登第。而在柳宗元過世的二十多年間，劉禹錫一直為他整理遺稿，將柳宗元的詩文編撰成集，并為其撰寫序文，講述他的生平與成就。整理遺稿的工作量巨大，但劉禹錫卻只字未提，我們現代人看到的《柳河東集》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刊刻的。

　　窮通與共，劉禹錫與柳宗元堪稱“職場發小”天花板。

　　王安石呂公著

　　同行一段也很珍貴

　　北宋時期，文人士大夫對于職場發小關系更為重視，就連性格古怪執拗的王安石都難以免俗。說起來他的職場發小還真不少，不過呂公著應該算是他職場發小中的“白月光”。

　　呂公著是呂夷簡之子，年長王安石三歲。皇祐五年（1053年）時，呂公著自單州還京充崇文院檢討，王安石于至和元年（1054年）舒州通判秩滿，回京任群牧判官。二人同朝上班，又都住在京師，說起來還是同年登第入仕，關系自然更為親近。

　　王安石與呂公著有著共同的志趣，并且都特別欣賞對方。據《宋宰輔編年錄》載：“安石始期公著甚遠，嘗字公著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又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王安石曾經公開說如果呂公著當了宰相，文人們就可以放心出仕了；若他當不了宰相，天下都難以太平。呂公著眼中的王安石就更優秀了，《長編》載：“徐又曰：‘王荊公，惇自來只知是王介甫，如今亦只見他是王介甫，卻不曾喚他作真人、至人、圣人。’布曰：‘誰以王荊公為真人、至人、圣人？’惇曰：‘呂公著等皆嘗有此語，后又非之。’”章惇說呂公著曾以“真人”“至人”“圣人”來評價王安石，雖聽起來有點浮夸，但也能看出在呂公著心中，王安石是當世典范。

　　除了互相欣賞以外，王安石與呂公著在工作中有很多想法都一致。他們希望彼此在官場上共同扶持，一起改變北宋貧弱的現狀。在熙寧二年（1069年）九月之前，王安石與呂公著關系極為密切，這在后來宋神宗與司馬光的一段對話中可以看出。司馬光有點“吃醋”：“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宋神宗表示贊同：“安石與公著如膠漆。”

　　這對“如膠漆”的職場發小在熙寧二年九月，青苗法開始實施后，產生了嫌隙。當時呂惠卿從秀州來京，大贊青苗法的好處，王安石特高興，于是在九月十六日推薦呂惠卿、李常編修中書條例。后又推薦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以呂惠卿為施行新法的得力助手，呂惠卿還大力引薦支持新法的官員。然而此舉被呂公著反對，他上奏宋神宗：“條例司近轉疏脫，所舉官皆是奴事呂惠卿得之，并非韓絳、王安石所識。”呂公著將矛頭指向呂惠卿，實際上是在提醒王安石要辨明人才，不要任用投機分子。隨著青苗法的實施，其弊端不斷顯露出來。熙寧三年（1070年），呂公著連續發難，多次上奏論罷青苗法及乞罷各路提舉官，王安石對此“怒其深切”，這對職場發小情誼就此破裂。

　　呂公著離開京師后，與王安石不再往來。熙寧五年（1072年）閏七月，王安石稱：“公著實病，郡或不治，宜與依新法置通判。”宋神宗表示不相信，王安石又說：“公著但寬弛，非強愎也。”宋神宗應王安石所請，呂公著進京判太常寺，得一閑職。由此可見，王安石內心還是顧及他與呂公著之間職場發小的情誼，希望他可以在京師安心養病。

　　王安石罷相居江寧后，晚年的他認為當初與朋友們由親至疏的根源在于“皆因國事相絕”，其中當然包括他與呂公著的情誼。既然現在已經退休了，那么大家都應該退回到兄弟朋友的關系。據趙善璙《自警編》載：“自熙寧后，間一通慶吊，皆書吏以公函答。至是以親書，復稱兄。然公未久即召赴，竟不果來見。”王安石給呂公著寫過信，信中稱其“兄”，想見他一面，但無奈直到王安石臨終前也沒能完成這一愿望。

　　人生很長，不是所有的職場發小都能陪我們同行到終點，但只要彼此真誠照亮過，那些共度的時光就很珍貴。

　　“職場發小”混得更好怎么辦

　　官方表示“正常相處”

　　到了明代，科舉鼎盛，讀書人紛紛擠上了這座獨木橋。登第入仕數年后，一個終極難題出現了：職場發小混得比我好怎么辦？明代官方對此表示：正常相處。

　　這還真不是一句客套話。如《南京都察院志》載兩堂交際，特意指出：“同年該晚、侍教者，加年字，侍生用年弟。”不止是南京都察院，排在六部之首的吏部也是如此。《銓曹儀注》記載廳司禮遇時，也補充道：“同年、同鄉故舊，各隨其便。”可見明代不同級別官員的相遇和公務往來，在禮儀上都有著極為繁瑣的規制，但職場發小可以例外。

　　那什么是職場發小間的“正常相處”？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有十位高官在一起聚會，并且繪有十幅同樣的《甲申十同年會圖》，算是給后人做了個榜樣。在這十位高官中，李東陽權位最高，卻因為年紀最幼而坐最末，并且十幅圖中的序文“皆太師長沙李文正公手書”，李東陽“所賦詩視諸公獨伙，又多代人書”，足見李東陽雖身居高位，但與職場發小相處時，仍有敦讓之風。

　　探討工作也是職場發小的日常，這樣才能共同進步。如《涌幢小品》載郭子章與夏良心二人同年進士，同為左方伯，郭得閩，夏得江西。郭問夏曰：“何以從政？”曰：“予有三速：速收、速給批、速放。”夏問于郭，曰：予有六字：“一、錠、收、原、封、放。”結果“二公兼用所長，皆有清聲，皆開府”。又如馮應京出任湖廣僉事，向職場發小曹于汴請教治理之方。曹于汴不僅為馮應京作了全局分析，提了多條建議，還送了他《興革錄》兩冊。

　　當見到職場發小工作犯渾，指出他的問題也很有必要。據《竹巖集》載，柯潛有個職場發小升任太守后，做事有點不知輕重，居然找了個江湖道士來看風水，執意要砍掉學宮的一棵樹。柯潛直接開懟：“一樹之去留固于府治無所損益，而足下惑術家之說，決意去之，是豈知為政之大體哉？”不僅如此，他還批評職場發小不該“飯僧供佛，以求福田利益”，認為“此固吾儒所羞道者。”敢言他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那都是“僣恃同年之愛”。

　　就算前輩與同僚們有這么多好榜樣，但也架不住謹慎過頭的。據《去偽齋文集》載，呂坤曾被職場發小胡格誠試探過。那是萬歷七年（1579年），呂坤為“銓曹郎”，而他的職場發小胡格誠為“候補銓曹”。胡格誠去呂坤家拜訪，“因門者以通執履歷狀，長跪報謁”。呂坤見到這個場景，十分詫異：“老兄啊，你這是干什么？”胡格誠一邊大笑一邊起身：“外吏見銓曹，自有故事，十年暌隔，吾試女有世味否？乃猶然識故人，不俗！不俗！”胡格誠這個行為還真不是他作怪，而是當時世風日下，已出現不少當初的職場發小以官威凌人的現象。見呂坤對他友愛如初，胡格誠也放下了心中的戒備，“因造膝談事，抵掌如他日”。十年未見，仍能促膝長談，擊掌說笑，毫無隔閡，這是多么珍貴的情誼。

　　古人職場發小之間的相互砥礪與無私扶助，為現代人的職場關系提供了積極鏡鑒。健康的職場關系應該建立在自尊自愛，彼此有共同的理想追求、恪守的規則底線以及真誠的相互成就之上。文并供圖/金陵小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