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父》

　　《良臣》

　　尚書周書

　　《四告》

　　禪讓

　　上海博物館楚簡《容成氏》中的論新皋陶

　　樂舞《周公禱》中宣讀懲治商奄作亂的鏡頭

　　郭店簡《唐虞之道》

　　《魯久次問數于陳起》書影

　　夏啟

　　竹書紀年

　　在傳世文獻中,皋陶以“作士”“種德”等記述了其在建立刑罰、推行德教等方面的出簡開拓性貢獻,又系以六安為中心的偃姓諸國之宗祖(見本公眾號拙作《偃姓諸國新說》),這不僅是有大量的傳世文獻為依據,而新出土(或公布)簡牘文獻的面世又給我們提供了新的支撐。

　　頗覽文史,牘里的皋習于簡牘。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術,陶形但在紙張普及之前相當漫長的一段時期,中華先人已經有了文字載體,這就是“簡牘”。漢代以來簡牘的論新出土不斷見于記載,如孔子壁書、汲冢竹書等。出簡但古代出土的牘里的皋簡牘實物絕大多數今已難以目睹,而流傳下來的整理文本均存在著諸多疑問,從而影響有限。進入20世紀初,陶形先后興起了甲骨學、簡牘學、論新敦煌學,出簡世稱“羅(羅振玉)王(王國維)之學”,為中國現代古文字學的開端。自1993年湖北“郭店簡”出土以來,牘里的皋新時期的簡牘學影響日甚,隨后“上博簡”、“北大簡”、陶形“清華簡”陸續面世并獲得解讀,論新使得21世紀以來簡牘(帛)學興起新高潮。當然,出簡這與上世紀中葉以來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居延漢簡、牘里的皋馬王堆帛書,以及信陽竹簡、銀雀山漢簡、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竹簡、阜陽雙堆漢竹簡、湖北曾侯乙墓竹簡、湖北九店竹簡、包山楚竹簡、湖南走馬樓三國簡等等的發現密不可分。一大批簡牘、帛書的出土和專家學者的釋讀,形成了20世紀末至今的簡牘(帛)學熱潮,相比較1899年甲骨文問世及隨后興起甲骨學熱,甲骨學和簡牘(帛)學都已成為國際顯學。尤其是碳14科技手段的運用,使得專家對簡牘的誕生年代判斷較為準確,也對釋讀中國古代特別是先秦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顯得具有可靠根基。在國內,簡牘(帛)學研究機構如雨后春筍,著名高校如復旦、清華、武漢大學都紛紛成立了簡帛研究機構,并通過網絡、專刊、著作等手段使簡牘(帛)學研究成果與大眾分享。

　　在新出土的簡牘文獻中,學者形成共識、直接涉及皋陶的有:郭店簡中的《唐虞之道》、上博簡中的《容成氏》、北大秦簡中的《魯久次問數于陳起》、清華簡中的《厚父》《良臣》《四告》(見拙作《試論新出土簡帛文獻對皋陶文化研究的學術參考價值》,《皋陶與六安》(第四集),黃山書社2021年7月第一版)等,枚枚竹簡從不同維度講述著皋陶的故事。同時,學者存在爭論或間接涉及到皋陶的有郭店簡中的《窮達以時》、清華簡《參不韋》《兩中》和《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等。此外,還有上博簡中的《舉治王天下》(共5篇,其中有《堯王天下》《舜王天下》《禹王天下》3篇)、《從政》《三德》等篇章,清華簡中《尹至》《金滕》《保訓》《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系年》《五紀》等,這些篇章雖然沒有直接記載皋陶的言行,但記載了大量與皋陶同時期的歷史人物或在其后夏商周至春秋戰國時期著名人士的言行事跡,也為我們研究皋陶文化提供了新的典籍材料。

　　簡牘的最新考古研究成果進入公眾視野,助推考古研究成果從象牙塔走向千家萬戶,喚醒了人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認同。然則簡牘文獻涉及皋陶的內容較多且解析具有一定難度,故筆者換個角度:試論新出土(面世)簡牘文獻中展示的皋陶“三個形象”,與諸公同好。

　　(一)執掌刑律的正義形象

　　清華簡于2008年入藏于清華大學,總數近2500枚,是目前已知戰國竹簡中數量最大的一批。其內容多為經、史、子類文獻,涉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是罕見的重大發現。通過AMS碳14年代測定,該批竹簡的時代約在公元前305±30年,屬于戰國中期偏晚。同年,清華大學成立了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在李學勤、黃德寬先生的相繼帶領下開展清華簡整理和研究工作。經過10余年艱苦的整理研究,至2024年底已出版報告14輯。清華簡內涵極為豐富,包括多種先秦典籍,這些文獻中,有的是亡佚已久的古文《尚書》佚篇,有的是從未見于文獻記載的篇目,對中國上古歷史文化和學術史研究極為珍貴,被譽為堪與漢代孔子壁中書、西晉汲冢竹書相媲美的先秦文獻的又一次重大發現。

　　“周公制禮”被后人譽為“禮圣”,“皋陶作刑”被后人譽為“法圣”,而在清華簡中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獻《四告》中展示了周公對皋陶“頂禮膜拜”。一般而言,不同血緣族氏都有自己信奉的祖神或神靈,祖先神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與排他性,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僖公十年》)。皋陶是東夷偃姓之先人,本非西方周人先祖國和所崇奉之神。“法圣”與“禮圣”并非出于同一部族,卻表現了一次“禮圣”對“法圣”格外敬重。《四告一》為“周公禱皋陶”(皋陶簡書為“咎繇”)的祝禱告辭,佚文中周公歷數商紂暴虐與周文王、武王功業,希望皋陶護佑成王,選賢任能,維護“周邦刑法典律”。《四告一》中展示了皋陶作為“天尹司慎”(天庭主司刑罰)的公平正義形象和具有“天丁辟子”崇高威望(天帝的屬官)。《四告一》簡文約460多字,文中三次提及皋陶,為近30年來出土相關皋陶字數最多的簡書佚文(見趙平安《清華簡<四告>的文本形態及其意義》,《文物》2020年第9期及其他論著)。

　　“皋陶邁種德,德乃降。”“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中華經典中不乏盛贊皋陶和皋陶文化的詞語。何謂皋陶文化?筆者認為,皋陶文化是從上古到戰國秦漢年間逐漸形成,并在秦漢以后獲得了持續歷史構建；它展示了華夏民族早期法治、德教、民本、選人、禮樂文化等豐富的內涵和外延,內容上包括皋陶研究、《皋陶謨》思想研究、皋陶法治思想及歷史實踐研究等方面。

　　夫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中華文明起源于黃帝、炎帝時期,距今約5000年；進入堯舜禹皋陶時代,距今約4000多年。然而至今所有的考古發現對夏代有無系統文字不能定論。對皋陶功績記載最集中的是在《尚書》中的《堯典》《皋陶謨》等篇章中,而這些篇章一般認為是后人根據古史傳說在春秋戰國時期撰寫的,其它有關皋陶的文字在《左傳》《論語》《孟子》和《史記》《漢書》中只有少許、分散記載。隨著《唐虞之道》《容成氏》《四告》《厚父》等新出土簡牘文獻的面世,我們可以采取與傳世典籍進行對照比讀的辦法,拓展對皋陶在法治、德教等方面建樹的認知及其文化構建的研究,糾正與補充以往學術研究中的褊狹與不足,把皋陶文化理論研究與成果轉化推向新的高潮。(戚衛國 作者系六安市皋陶文化研究會會長)